任弼时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生艰苦奋斗，勤恳奉献，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被誉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任弼时在树立优良家风、严格要求家人方面，堪称全党的表率。

要求自己：“一丝一毫不能特殊”

和任弼时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经常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能够过得去的，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决不要去麻烦组织和别的同志。

他生活朴素、严以律己。革命年代常常灰衣草鞋，30多岁的时候就被老百姓误认为50多岁。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曾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便参加入城阅兵式。任弼时不同意，他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一件用旧围巾的毛线翻织的背心，他一穿就是十多年；一条毯子从长征时期一直用到逝世。他经常提醒孩子们节约用电，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他要求工作人员外出时要把需要办理的事情集中起来一次办完，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

任弼时从不允许生活上有半点特殊。他总是说：“凡事不能超过组织规定的制度，一丝一毫不能特殊！”刚进北平城时，后勤部门花了很少的一点钱维修了住所的窗户。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那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住所又紧邻着大街。党组织替他选了一个比较适宜的房子，建议他搬过去。他说：“那个房子驻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以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一直到逝世，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爱好广泛，多才多艺。他喜欢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他也擅长绘画，16岁时画的人物肖像就能和画像馆师傅画得相媲美。革命年代他曾以画师的身份为掩护做党的秘密工作。他还爱好音乐，能弹钢琴、拉提琴，还能唱俄语歌曲。开国大典的那天晚上，任弼时和家人兴奋不已。他用钢琴伴奏，全家人一起唱起了《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欢快的歌声在小院里荡漾，直到深夜。

要求子女：“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任弼时与孩子们聚少离多，但却是他们眼中最和蔼的父亲和最负责任的老师。只要孩子在身边，任弼时无论多忙都要尽量抽出晚饭后的一点时间和他们一起散步，有时探讨学习和生活问题，有时讲讲革命故事和政治道理。他从来不在孩子们面前谈论自己的功劳地位和权力。当孩子们好奇地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他笑着说：“我干一般工作，坐办公室。”他鼓励孩子们学习文化，鼓励他们锻炼身体，鼓励他们过朴素的生活。他常常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任弼时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把子女的学习成才与国家民族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很早就为他们定下了成长目标，那就是“成为于中国建设有用的人才”。他曾为孩子们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他时常询问孩子们进哪个班次，学哪些功课，有什么困难。他很关心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和考试的成绩，希望他们开展竞赛。就连寒暑假，他也要督促孩子们制定学习计划，并叮嘱妻子设法组织落实。

任弼时注重培养孩子们自主学习的能力。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反复强调“读书主要在乎自己用心”“学习要靠自己努力”“善于利用一切时间求上进”。在学习方法上，任弼时又能耐心地给予具体的指导。他告诫女儿，国家建设需要科学知识，所以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还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门外国文。此外，还要多看报纸以增加政治常识。他帮助女儿学习俄文，帮助在苏联长大的小女儿学习中文。他还亲手为儿子写好大字模，每天为他画圈打分。

任弼时充分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任远芳是任弼时的小女儿，1岁零2个月时就和父母分离，独自生活在苏联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1950年任弼时在莫斯科治病，再次见到小女儿时她已经快12岁了。任弼时希望她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然后再回国参加建设。但是任远芳向父亲提出了回国的请求。任弼时耐心地帮她分析了立刻回国和留在苏联学成后再回国两种选择的好处和坏处，接着明确表达了自己希望她“最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的态度。但是，他也告诉女儿，“这一意见绝不是最后决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虑对你怎样更合适”。

任远芳最终选择了立刻回国。她插入一年级系统学习汉语，三年完成小学学业考上了初中，后来又考上高中，上了大学。这个与父亲共同生活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的孩子，深深地感受到“父亲的爱温暖了我一生”。

要求妻子：“同是党的儿女”

任弼时和陈琮英是“娃娃亲”。1926年，已是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把在袜厂当女工的陈琮英接到上海，举办了简朴的婚礼，从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任弼时帮助陈琮英学习文化，传授她工作经验，引导她走上革命的道路。陈琮英则是任弼时生活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任弼时长期生活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大，身体又很弱，陈琮英总是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中央苏区时，陈琮英变卖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像样的衣服，换了些鸡蛋给任弼时增加营养。任弼时对陈琮英也很体贴，每当妻子外出归来的时候，只要有空，他一定亲自走到门外去迎接她。任弼时常常对陈琮英说：“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

1949年11月，任弼时的身体已经很差了。在苏联医生的建议下，经过党中央批准，他准备前往莫斯科治病。尽管苏联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但是面对糟糕的身体状况和尚不知归期的治病行程，如果能把妻子陈琮英带在身边，照料起居，聊天做伴，将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然而临行前，任弼时却主动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随行人员宜少，家属一个也不带，译员不必配备，卫士也不需要，只需带上一名医生即可。他说：“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带的人多了，就要给国家增加负担。”二是添置服装力求节省。那时国家还没有对出国制装规定标准，但他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尽量少花国家的钱。

在异国他乡独自治病、养病的半年多时间里，任弼时每天除了吃饭、吃药之外，就只能遵医嘱躺在床上休息。因此，读写家信成为他念亲思亲、消解寂寞的唯一方式。在刚到莫斯科的大约三周内，他给北京的家人写了八封信，给在苏联学习生活的小女儿写了两封信。每次收信都使他“高兴而快乐极了”。每一封家信，他都要反反复复看上几遍，从字里行间中感受着亲人的爱意。

任弼时深深地牵挂着妻子陈琮英。他督促孩子们在周末和假期的时候多回家陪伴妈妈，为她排解寂寞，带来安慰；他告诫调皮的小儿子“必须听妈妈的话，听了妈妈的话才不会生病”，“才会进步得更快”；他关心着妻子的身体状况，询问她是否时常失眠；他惦记着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日，琢磨着“当买点什么东西送给你们才是”。

任弼时去世后不久，陈琮英就把斯大林送给他的吉姆轿车以及他生前使用过的软床、钢琴统统交还国家，就连女儿骑的自行车也不例外。陈琮英一生从事党的机要工作，毛泽东曾称赞她“不为名，不为利，是革命的贤妻良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