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何韬 实习记者 陈永波 王郑

　　世间已无饶宗颐，天上又多文曲星。

　　2月6日凌晨，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逝世，享年101岁。

　　饶宗颐，字伯濂、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被誉为“当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学者”。

　　他出身书香名门，自学而成一代宗师。其茹古涵今之学，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其贯通中西之学，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人谓“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他先后与钱锺书、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钱锺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一代通儒。

　　“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

　　1917年，饶宗颐出生于粤东古城潮州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饶锷希望他能效法北宋理学名家周敦颐，所以为他取名为“宗颐”。

　　饶锷喜买书、藏书，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有书达十万卷。在父亲的影响下，饶宗颐自幼便泡在天啸楼的藏书里。“那么多书，我整天看，就像孩子在玩。我很早就能写诗填词，中国历史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清楚，先后顺序不会搞乱。”从《史记》到佛典，从老庄到还珠楼主，幼年的他无书不读。

　　家族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为幼年的饶宗颐启蒙心智、开阔视野。少年饶宗颐则日夕涵泳其间，经史子集、佛典道书，无所不读，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1930年，14岁的饶宗颐考进省立金山中学，不久即休学回家自修。因为学校的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饶宗颐的求知欲，所以他选择了回到“天啸楼”中自学。

　　饶宗颐曾自述：“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1932年，饶锷病逝。饶宗颐继承其遗志，用两年的时间续编了饶锷的《潮州艺文志》。这是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的著作，饶宗颐以其在目录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35年，仅有初中肄业学历的饶宗颐破格被聘入广东通志馆，专职艺文纂修。这段编纂地方志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百科全书式的学问体系构建，起到基础性的影响。

　　1952年，饶宗颐受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后为高级讲师、教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饶宗颐游学四海，足迹所至，五洲历其四。

　　1959年，他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1962年，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由此，饶宗颐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并称为“甲骨五堂”。

　　上世纪七十年代，饶宗颐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成为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

　　此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专研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1991年，饶宗颐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论集《文辙》，收录了他研究楚辞、战国文学、汉赋、《文心雕龙》及唐诗、宋词的论文共60篇。

　　“求是”“求真”“求正”

　　饶宗颐的研究领域，囊括了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等十三个门类，他出版著作六十余部，著述3000万言，仅《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浩浩十四卷，就达近1200万字。

　　他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六国语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在其本国亦少有人精通。

　　他精通古琴，还是撰写宋、元琴史的首位学者，他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

　　这些成就，皆与他“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的治学理念与人生追求息息相关。“不磨”，就是中国人讲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中流”，即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则是指独立的精神，以有限的人生在无限之中存在的一种精神。

　　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活动的演讲中，饶宗颐将他的治学理念进一步归结为三个“求”——“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广阔目标的追求，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其中，“求是”就是要实事求是，认真去认识历史；“求真”是指要勇于服从真理、修正自己；“求正”是要让学术研究回归正轨。

　　他常对人言，做学问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态，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清人黄宗羲有言，“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饶宗颐的治学之路，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经历了一个由本土传统学术到海外汉学再到新学旧知相融合的过程，其治学思想，更是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种深致、沉潜的学术范式。

　　在饶宗颐的学术世界里，古代与现代没有裂缝，东方与西方没有鸿沟。他对古史深怀敬意，又推陈出新，倡导重建中国的“新经学”；他既具有立足本位的民族文化史观，又具有视野开阔、高瞻远瞩的世界性意识。

　　在艺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饶宗颐主张“学艺双携”。在积淀人文科学知识的同时，提高艺术修养；以在艺术实践上的滋养，增添其学术研究中超然豁达的圆融之气。这样一来，学术和艺术，互相推动，皆有所促进。

　　在治学上，饶宗颐始终乐于创新，“学问要‘接’着做，而不是‘照’着做，接着便有所继承，照着仅沿袭而已。”他20岁时便开创了“踏勘”治学方法，使他能放开治学的眼界，做到“在纸上之文献到地下之文物之间，随时建立一种有机的生动的联系，使其学术生命常具生生不已的活力”。

　　“努力实践理想，人类就会进步”

　　“我数十年来也一直有个梦，就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梦。有梦，代表人还有理想；努力实践理想，人类就会进步。”饶宗颐在《中华图像文化史》序中写道。

　　这个梦想源于中华文化浩瀚深邃，源于他对弘扬中华文化的强烈渴望。正如学者姜伯勤所说，回顾饶宗颐近数十年来追寻中华文化精神的轨辙，其负有弘扬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

　　正是这种情怀和使命，使饶宗颐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研究并弘扬中华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周少川认为，饶宗颐治学历来富有“世界性意识”。这种意识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各领域的卓著建树，也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比如，他在《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中，把中国远古的字母符号同西亚的腓尼基字母、苏美尔线形文字进行比较，说明彼此间的联系；并进一步论证汉字的特点在于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而是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形文、声文的高度美化，形成了汉字这一棵枝繁叶茂、风华独绝的大树，说明了汉字在世界文字中的独特魅力。

　　在《说“瓦”》中，饶宗颐对“瓦”进行考证。他比较日本的砖瓦，古希腊、罗马之大理石瓦、泥瓦，以见中国屋瓦之特色；并对法国戴密微教授关于西方琉璃瓦入华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中国西周古墓中曾出土琉璃管珠数千件，其化学成份与西方所产微有区别，“因此令人益信琉璃亦有出于中国自创者”。

　　由于他通晓多国语言文字，所以能够在国际学术前沿与各国顶级汉学家交流，从而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许多机会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20世纪50年代，饶宗颐就开始在世界学术讲坛上，不遗余力地宣讲中国学术和传统文化。1959年，饶宗颐所撰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出版，引起各国学术界注意，国际上有13国文字予以报道，在国际汉学界产生巨大影响。

　　他在欧洲结识了许多汉学家，在广泛的学术领域发出中国人的声音，阐发中国学者的思想和研究成果，也有不少汉学学者拜他为师，向他请教。

　　暨南大学学者饶子表示：“饶先生以他所走的道路和在世界汉学研究上卓越的建树，为我们眼前的探索提供了一种典范，一个光辉的榜样，一条把国学推向世界的充满阳光的学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