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雷没有见过爷爷汪绪常，但在父亲和村里老人的口中，爷爷是四邻八乡有名的私塾先生，因为德高望重学生众多，被尊称为“老夫子”。乡里有大小事，总要和爷爷商量，从爷爷那一代起，汪家就以诗书传家，代代都从事教育。
　　汪明雷的父亲汪调仇，从小跟着汪绪常上私塾，饱读诗书，在新中国成立后接过父亲的教鞭，成了元疃镇一名公办教师。
　　对于父亲，汪明雷印象很模糊：“父亲在邻村教书，总是从一个村小调到另一个村小，平时吃住在学校，和家人很少见面。”通过父亲的教材，汪明雷知道，父亲什么课都教，“那个时候的村小老师，都是教全科。父亲总是很忙的样子，几乎不顾家，回家就是备课。家里插秧割稻，都是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干。”
　　忆起父亲，汪明雷有些内疚。汪调仇是1976年去世的，按照当地的风俗，第二年要做“周年”，重视程度和入殓差不多。“那个时候我是民办教师，正在县里集中培训，不准请假，竟然没能回去参加。”
　　2006年退休后，汪明雷和老伴儿一直住在安徽省肥东县元疃镇汪郢村。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坐在他家的老屋里，汪明雷拿出他家人获得的奖状和发黄的照片向记者展示，看到父亲的黑白照片，他的神色有些黯然。
　　和他父亲一样，汪明雷的小学也是在祠堂读的，1958年考到肥东县白龙中学，成为白龙中学第一届初中生。“那个时候学校的教室都是土墙瓦顶，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我们学习得很快乐，所有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渴望能为国家作贡献。”
　　1961年，汪明雷初中毕业，回村务农。
　　汪明雷从小喜欢唱歌，对音乐情有独钟，在生产队劳动的间隙跟着别人学拉二胡，一把破旧的二胡竟然被他拉得得心应手，远近闻名。不久，他便被大队看上了，成了宣传队的骨干。
　　1970年，一度停课的各级学校开始陆续恢复教学，几乎每所学校都严重缺少老师。汪明雷家所在的汪郢小学那会儿正缺音乐老师，经生产队推荐，能说会唱的汪明雷顺利地当上了汪郢小学的音乐老师。“在那之前，我不知道想过多少次，像父亲和爷爷一样拿着教鞭，走上讲台。”
　　从1970年到1998年转正，汪明雷当了28年的民办教师。
　　汪明雷说，民办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是18块钱，国家发12块，村里补助6块，还时常发不到位，经常拖欠，但汪明雷乐此不疲。“再苦再累，往讲台上一站，立马像换了一个人，精气神都来了。”刚开始，他带音乐课，拉着二胡教孩子们唱歌，后来语文、数学、体育都教，成了全科教师，教学骨干。“汪郢小学有11位教师，除几个是国家正式教师外，大部分是民办教师。”
　　工资维持不了家庭生活，在教书的同时，汪明雷家里还种了十几亩田。那时候，汪明雷过着“日不见太阳，晚不见天”的生活，天不亮就要下地犁田打耙，白天要给孩子们上课，下午放学又要继续田里的农活，“带月荷锄归”是常有的事。“最哭笑不得的时候，就是这边田只犁了一半，那边孩子们在等着上课。”汪明雷说。亲戚朋友都不理解，爱人也开始抱怨：“‘民师好比丁香女，早晚要被张郎休’，教到最后不顶用。”可是在汪明雷看来，他既然选择了当教师，就应该像父亲和爷爷一样，不能轻易放下责任与担当。中间有无数次转岗，但是，汪明雷舍不得讲台和孩子，依然选择了坚守，一直到2006年退休。
　　“母亲抱怨归抱怨，内心里还是支持父亲的。所以，她开始学使唤牲口，学犁田。”1974年出生的汪卫东，作为汪明雷的长子显然对这个家庭有自己的认识。他认可父亲汪明雷的从教行为，并对母亲的默默支持表现出由衷的赞叹。
　　汪卫东一边帮母亲放牛栽秧干农活，一边坐在父亲的课堂里读书。1992年，初中毕业的汪卫东考上了肥东师范。那时候，肥东师范比县城最好的高中肥东一中分数线要高出三四十分。考上肥东师范就意味着鲤鱼跳龙门，不仅农转非农户口，而且每月都有30斤大米，20元菜金的补助，不用给家庭添负担了，更为重要的是离自己的教师梦更近了。“父亲当了大半辈子民办教师，我要成为一名国家正式教师，把他的教鞭接过来。”
　　1995年，汪卫东师范毕业分到了肥东龙塘学校。从教13年来，他从普通教师到班主任，从音乐老师到数学老师，现在已经成了学校的教导主任，教学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汪卫东说，龙塘学校虽然是所农村学校，但是硬件软件逐年提高，新时代新气象，青年教师也当有新作为。
　　在工作中，他认识了同事陈兴粹。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追求，让两人暗生情愫，很快结为连理。这对夫妻也成为汪家第四代讲台上的坚守者。
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一家人对教育的执着。坚守是一句无声的誓言，在江淮分水岭上一个普通的农家代代相传。
（责任编辑：曾龙）